第五十章 调解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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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老太与曾老太年龄差不多，这就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，这个揪住那个的衣领，那个扯住这个的头，撕打得难分难解。 ?
曾大嫂不管这个老太如何撕打，带着孩子挎着背包，走，就一个字。从此不回这个家，太伤心了。曾大哥犹豫了片刻，也毅然决然地跟着老婆走了。这个家，不要了！大不了每月贴几个生活费给老妈，我就算尽到了义务。另外空下来的屋子可以出租，租金也归老妈，够她生活了。
李子童接到街道办的通知，去参加一个调解会议。这是街道办调解委员会的决定，李子童是大学生，又是学法律的，目前正在家闲着。
在整个承山地区，九头十八坡街道办的调解委员会是最忙的一个。这儿的居民经常吵嘴打架，派出所与居委会根本管不过来。这儿的居民还有一个特点，无论怎么打，赢的输的都不上法院起诉。这次打输了不要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下次再打还回来。所以街道办就要及时调解，以化解矛盾。
区及街道办的领导头痛，这个九头十八坡太难管理了，关键是这儿的居民素质太低，法律意识太淡薄。领导们还预计，这儿将越来越难管理。为什么？素质高的一般都混得比较好。混得好的都搬出去了。剩下的歪瓜咧枣比例越来越高，可不就是难管？
街道办与区领导打了无数报告，要求市政府将九头十八坡给拆了，宁愿多给点补偿费也要拆。以前的报告都石沉大海，今年的区两会上正式做为一个议案提出来，然后区政府领导带着议案向市政府领导汇报。
市长看完议案问道：“根据本市政策，拆迁户要原地安置。你只能拆房子，九头十八坡的原居民却不能杀了。人还在那儿，还是要回迁，到时治安还是不好，你怨谁去？”
区长无话可答，只能望着市长楞。想了好长一会说：“我们区里可以货币化安置，让他们拿着钱去别处买房。”
市长又问道：“他们到了别处就一下子全学好了？从此不吵嘴打架？从此不搞歪门邪道？与其让他们四处开花，还不如集中在一处，这样才方便管理。”
市长最后又语重心长地教导区长，我们的人民都是好的，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好的。你们做为基层政府，要做好群众的教育工作，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要是人人都有工作可干，人人都有事可忙，人人都有钱赚，他们还会惹事生非吗，还会吵嘴打架吗？
区长被市长的这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大而划之的教导逼得无话可说。不过区长有区长的好处，他回去原文照抄地将市长的话说给街道办主任听。也高屋建瓴，也高瞻远瞩，也大而划之，街道办主任也被说的哑口无言。
街道办主任也有街道办主任的好处，他将九头十八坡各居委会主任、调解委员会主任都找来，原文传达区长的指示。
居委会不属体制内编制，主任的觉悟及水平也没街道办主任高。杨家坡居委会主任开会不好好听报告，会议快结束时却猛然提了一个与本次会议精神完全不搭界的问题：“我们街道上的那个厕所被市里拆了，说是旱厕改水冲厕，怎么到现在也没见到动静啊？再这么下去，卫生就没办法管了。那些居民都随地大小便，马桶乱倒一气。”
那次祖无计受了睚眦与杜鹃的害，与那个厕所过不去。市里有关部门以为厕所下面有宝，将这厕所拆了后，挖地三四米毫无结果后，也是按照原计划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水冲式厕所。
可是设计人员跑这儿一勘测，这个厕所无法可建。这儿的道路窄就不说了，还七拐八弯，无法铺设排污管道。总不能将人家房子扒了铺管道吧？
于是，那个大坑就留在那儿从此再也无人管。当然挖出来的土还是回填了。不过吧，照说吧，厕所下面的地得多脏啊，这个总不会有人偷。可是土怎么就少了呢？回填土就是填不满那个大坑，只不过三四米的大坑变成一米多深，坑还是那个坑，浅了一点而已。
于是附近的居民就往那个坑里倒马桶，再加随地大小便。正值夏天，杨家坡那一带就臭不可闻，尤其是中午，在太阳的暴晒下臭得叫人脑瓜仁子疼。
杨家坡居委会主任的话虽然与会议精神不搭界，但问题也确实是个问题，它关系到城市文明建设。街道办主任去找区里。当然不能找区长，这么个小事区长不会管的。
街道办主任找区环卫处，本区内的厕所产权都归他们。环卫处主任将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他比街道办主任的气还大：“你找我？我还不知找谁去呢？拆那厕所时，经过我同意吗？不是我为难你，谁拆的你找谁去！”
那么，找文化局去。当初要在厕所下面考古，就是文化局牵的头。文化局局长嘬牙花：“啧，啧啧，你怎么早不来？九头十八坡考古，是吧，这是个临时班子。当时要是一鼓作气，厕所建也就建起来了。现在这个临时班子已经解散，这会，你叫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？”
就在街道办与居委会都头痛时，前天，李子童与胡安丽分别捐了一万五千元钱，一共就是三万了。他们捐钱的目的就是建厕所，这个厕所太臭了。虽然是在杨家坡，但从丹凤街与雏凤街都能闻到那臭味。
李子童是听从了胡安丽的说法，人要是有了意外之财，最好要捐一点出来做公益事业。这样既可以做到心安，也积了阴德。
街道办与居委会不知道这两人的真实想法哇，登时就觉得这是两个好青年。三万元建一个简单的旱厕完全够了，领导们立即就找施工队。
李子童成了调解委员，捐款也是其中原因之一。别看这一分钱报酬都没有的调解委员，李子童想赖都赖不掉，在九头十八坡的居民眼中可是了不得的大牛－逼，这可是身分的象征，表明这人进入了九头十八坡的上层社会，呵呵——。
参加今天调解会议的除了李子童，还有街道办的调解委员会主任，派出所的一位叫毕安环的片警，另外还有三个老头。
这三个老头才是真正德高望重，在九头十八坡普遍受到尊重的人。一个老头姓徐，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人们一般都叫他徐书记。原来是一家国营工厂的书记，一干二十多年的书记，并且是在书记的岗位上退休。
徐书记将原来工厂里分给他的房子让给了儿子住，他自己则搬到九头十八坡来。徐书记性格耿直，看见不顺眼的事就骂人，上到美国总统、日本相，下到九头十八坡的小兔崽子他都骂。男从八十岁老头，女到十几岁小姑娘他也骂。他成天就坐在家门口的石墩子上骂人，看谁都不顺眼。
徐书记除了是书记外，他还是高级经济师。学历呢，却没人知道，他自己填表都是“相当于大专”，具体是什么学校，读了几年书，这些只有到组织部门去查了。九头十八坡的老百姓，哪有资格去组织部门查档案？那就随他自己说了，大专就大专吧，高级经济师就高级经济师吧。
高级经济师退休后的日子比较难过。一是炒股亏得一塌糊涂，二是参加非法集资被人骗光了所有储蓄。现在穷得叮当响，就格外地喜欢骂人。
第二个老头叫马兆国，退休前是刻字社的工人。马兆国的一笔字写得非常漂亮，他徒弟是省书法协会的常务理事，他自己在书法界却一点名气都没有。
有人问马兆国，怎么徒弟都比你有名气？他总是笑着说：“名气这东西要靠闯，也要靠创。比如经常参加比赛啊，经常去有关领导家走动啊，在圈内交朋结友啊等等。有些东西都是相互吹捧的。我哪有心思搞这些。”
第三个老头叫谢昌顺，原来是五金工具厂的六级钳工。原来的技工分八级，从六级开始就算高级技工了。这里说原来，是因为很多年技工都没评级了。随着七级八级逐渐去世，六级技工一般就已经顶天。而现在国家劳动管理部门将技工简单分为高、中、低三级，原来的六级工就成了稀有人物。
谢昌顺比李子童爸爸大二十多岁，他们两人却是好朋友，因为李子童爸爸是六级焊工。他们两经常参加省、市的技工比武大会，就相当于现在的擂台赛。
对于李子童爸爸的死，谢昌顺非常痛心。认为李子童的妈妈是个坏女人，她害死了丈夫害了整个家庭。
谢昌顺退休后，还有很多工厂请他去做技术指导。他做技术指导得的钱，在山区资助了五个孩子上学。没有通过任何组织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去山区，亲自将钱送到孩子们的手上。每个季度进一次山，从不耽误。
有人说，谢师傅，九头十八坡也有很多穷人家的孩子，你怎么不资助，为什么要大老远的进山？反正是做善事，哪儿做不是一样么？
向老太与曾老太年龄差不多，这就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，这个揪住那个的衣领，那个扯住这个的头，撕打得难分难解。 ?
曾大嫂不管这个老太如何撕打，带着孩子挎着背包，走，就一个字。从此不回这个家，太伤心了。曾大哥犹豫了片刻，也毅然决然地跟着老婆走了。这个家，不要了！大不了每月贴几个生活费给老妈，我就算尽到了义务。另外空下来的屋子可以出租，租金也归老妈，够她生活了。
李子童接到街道办的通知，去参加一个调解会议。这是街道办调解委员会的决定，李子童是大学生，又是学法律的，目前正在家闲着。
在整个承山地区，九头十八坡街道办的调解委员会是最忙的一个。这儿的居民经常吵嘴打架，派出所与居委会根本管不过来。这儿的居民还有一个特点，无论怎么打，赢的输的都不上法院起诉。这次打输了不要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下次再打还回来。所以街道办就要及时调解，以化解矛盾。
区及街道办的领导头痛，这个九头十八坡太难管理了，关键是这儿的居民素质太低，法律意识太淡薄。领导们还预计，这儿将越来越难管理。为什么？素质高的一般都混得比较好。混得好的都搬出去了。剩下的歪瓜咧枣比例越来越高，可不就是难管？
街道办与区领导打了无数报告，要求市政府将九头十八坡给拆了，宁愿多给点补偿费也要拆。以前的报告都石沉大海，今年的区两会上正式做为一个议案提出来，然后区政府领导带着议案向市政府领导汇报。
市长看完议案问道：“根据本市政策，拆迁户要原地安置。你只能拆房子，九头十八坡的原居民却不能杀了。人还在那儿，还是要回迁，到时治安还是不好，你怨谁去？”
区长无话可答，只能望着市长楞。想了好长一会说：“我们区里可以货币化安置，让他们拿着钱去别处买房。”
市长又问道：“他们到了别处就一下子全学好了？从此不吵嘴打架？从此不搞歪门邪道？与其让他们四处开花，还不如集中在一处，这样才方便管理。”
市长最后又语重心长地教导区长，我们的人民都是好的，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好的。你们做为基层政府，要做好群众的教育工作，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要是人人都有工作可干，人人都有事可忙，人人都有钱赚，他们还会惹事生非吗，还会吵嘴打架吗？
区长被市长的这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大而划之的教导逼得无话可说。不过区长有区长的好处，他回去原文照抄地将市长的话说给街道办主任听。也高屋建瓴，也高瞻远瞩，也大而划之，街道办主任也被说的哑口无言。
街道办主任也有街道办主任的好处，他将九头十八坡各居委会主任、调解委员会主任都找来，原文传达区长的指示。
居委会不属体制内编制，主任的觉悟及水平也没街道办主任高。杨家坡居委会主任开会不好好听报告，会议快结束时却猛然提了一个与本次会议精神完全不搭界的问题：“我们街道上的那个厕所被市里拆了，说是旱厕改水冲厕，怎么到现在也没见到动静啊？再这么下去，卫生就没办法管了。那些居民都随地大小便，马桶乱倒一气。”
那次祖无计受了睚眦与杜鹃的害，与那个厕所过不去。市里有关部门以为厕所下面有宝，将这厕所拆了后，挖地三四米毫无结果后，也是按照原计划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水冲式厕所。
可是设计人员跑这儿一勘测，这个厕所无法可建。这儿的道路窄就不说了，还七拐八弯，无法铺设排污管道。总不能将人家房子扒了铺管道吧？
于是，那个大坑就留在那儿从此再也无人管。当然挖出来的土还是回填了。不过吧，照说吧，厕所下面的地得多脏啊，这个总不会有人偷。可是土怎么就少了呢？回填土就是填不满那个大坑，只不过三四米的大坑变成一米多深，坑还是那个坑，浅了一点而已。
于是附近的居民就往那个坑里倒马桶，再加随地大小便。正值夏天，杨家坡那一带就臭不可闻，尤其是中午，在太阳的暴晒下臭得叫人脑瓜仁子疼。
杨家坡居委会主任的话虽然与会议精神不搭界，但问题也确实是个问题，它关系到城市文明建设。街道办主任去找区里。当然不能找区长，这么个小事区长不会管的。
街道办主任找区环卫处，本区内的厕所产权都归他们。环卫处主任将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他比街道办主任的气还大：“你找我？我还不知找谁去呢？拆那厕所时，经过我同意吗？不是我为难你，谁拆的你找谁去！”
那么，找文化局去。当初要在厕所下面考古，就是文化局牵的头。文化局局长嘬牙花：“啧，啧啧，你怎么早不来？九头十八坡考古，是吧，这是个临时班子。当时要是一鼓作气，厕所建也就建起来了。现在这个临时班子已经解散，这会，你叫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？”
就在街道办与居委会都头痛时，前天，李子童与胡安丽分别捐了一万五千元钱，一共就是三万了。他们捐钱的目的就是建厕所，这个厕所太臭了。虽然是在杨家坡，但从丹凤街与雏凤街都能闻到那臭味。
李子童是听从了胡安丽的说法，人要是有了意外之财，最好要捐一点出来做公益事业。这样既可以做到心安，也积了阴德。
街道办与居委会不知道这两人的真实想法哇，登时就觉得这是两个好青年。三万元建一个简单的旱厕完全够了，领导们立即就找施工队。
李子童成了调解委员，捐款也是其中原因之一。别看这一分钱报酬都没有的调解委员，李子童想赖都赖不掉，在九头十八坡的居民眼中可是了不得的大牛－逼，这可是身分的象征，表明这人进入了九头十八坡的上层社会，呵呵——。
参加今天调解会议的除了李子童，还有街道办的调解委员会主任，派出所的一位叫毕安环的片警，另外还有三个老头。
这三个老头才是真正德高望重，在九头十八坡普遍受到尊重的人。一个老头姓徐，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人们一般都叫他徐书记。原来是一家国营工厂的书记，一干二十多年的书记，并且是在书记的岗位上退休。
徐书记将原来工厂里分给他的房子让给了儿子住，他自己则搬到九头十八坡来。徐书记性格耿直，看见不顺眼的事就骂人，上到美国总统、日本相，下到九头十八坡的小兔崽子他都骂。男从八十岁老头，女到十几岁小姑娘他也骂。他成天就坐在家门口的石墩子上骂人，看谁都不顺眼。
徐书记除了是书记外，他还是高级经济师。学历呢，却没人知道，他自己填表都是“相当于大专”，具体是什么学校，读了几年书，这些只有到组织部门去查了。九头十八坡的老百姓，哪有资格去组织部门查档案？那就随他自己说了，大专就大专吧，高级经济师就高级经济师吧。
高级经济师退休后的日子比较难过。一是炒股亏得一塌糊涂，二是参加非法集资被人骗光了所有储蓄。现在穷得叮当响，就格外地喜欢骂人。
第二个老头叫马兆国，退休前是刻字社的工人。马兆国的一笔字写得非常漂亮，他徒弟是省书法协会的常务理事，他自己在书法界却一点名气都没有。
有人问马兆国，怎么徒弟都比你有名气？他总是笑着说：“名气这东西要靠闯，也要靠创。比如经常参加比赛啊，经常去有关领导家走动啊，在圈内交朋结友啊等等。有些东西都是相互吹捧的。我哪有心思搞这些。”
第三个老头叫谢昌顺，原来是五金工具厂的六级钳工。原来的技工分八级，从六级开始就算高级技工了。这里说原来，是因为很多年技工都没评级了。随着七级八级逐渐去世，六级技工一般就已经顶天。而现在国家劳动管理部门将技工简单分为高、中、低三级，原来的六级工就成了稀有人物。
谢昌顺比李子童爸爸大二十多岁，他们两人却是好朋友，因为李子童爸爸是六级焊工。他们两经常参加省、市的技工比武大会，就相当于现在的擂台赛。
对于李子童爸爸的死，谢昌顺非常痛心。认为李子童的妈妈是个坏女人，她害死了丈夫害了整个家庭。
谢昌顺退休后，还有很多工厂请他去做技术指导。他做技术指导得的钱，在山区资助了五个孩子上学。没有通过任何组织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去山区，亲自将钱送到孩子们的手上。每个季度进一次山，从不耽误。
有人说，谢师傅，九头十八坡也有很多穷人家的孩子，你怎么不资助，为什么要大老远的进山？反正是做善事，哪儿做不是一样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