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二章 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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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和李孔荣交谈都有所得，陈嘉庚这一回弄清了左派右派，但的疑问不仅没有减少还变得更多。汽笛长鸣，远处灯塔的灯光闪亮，他不再往前走了，就站在一棵棕榈树下再次说道：“汉盛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左派。到底是左派好还是右派好？左派的不好在哪里？”
陈嘉庚赈济事业办的不少，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是左派，可听李孔荣的意思，左派并不好，他就想知道是哪里不好。李孔荣还在想自己为什么不得不是右派，闻言便道：“各有好坏吧。右派太多，社会就会冷血绝情，唯利是图；左派太多，看上去温情满满，可大家都在等救济，又有谁去劳作呢？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是右派当道，战争之后是左派当道，战争太残酷了，大家还是觉得没有战争的世界更美好。”
“是啊，打仗是不好啊。”陈嘉庚深深点头，他完全赞同这一点。
“打仗便如打架，一个男人不敢、不擅长打架是保护不了老婆孩子的。”李孔荣表示反对。“男人什么都可以丢，可绝不能丢枪。因为他的一切都需要枪来保卫，但左派觉得枪是暴力工具，应该丢掉，并深信假如所有人都丢掉枪，世界就实现了和平。巴黎非战公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，一个稍具些正常常识的人都不会干这种事情的，但法国人就干了，还不亦乐乎，他们会在今年之内将被德国纳粹征服，就是因为太左了，不亡国没有天理。
虽然大家不愿意听、更不愿意承认，但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事实上全来源于武力。都是华人，为何南洋华人和国内华人会一富一贫？除了海峡殖民地是东亚要冲、除了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英帝国的武力保护着这里。更明显的例子是上海华界和上海租界，仅仅一路之隔，两边的房子就造的很不一样，地价更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租界有洋人保护，华界只有国苠党保护，一打仗大家全躲租界而不是华界，游资也跟过去。上海租界马上就要一百年了，这一百年来都是这样，每一次战乱大家都躲进租界，因为洋人的武力东亚任何势力都不敢轻易冒犯，在那里财产和性命能得到保护。
左派仇视武力，认为这是暴力之源；他们也见不得竞争，特别不喜欢资本家，认为资本家赚取的全是劳工的血泪。这些人不清楚或者不愿清楚，他能在租界里写文章唾骂帝国主义、贬伐杀人如麻的战争，正是因为他受到帝国主义的武力保护，没有这种武力他不会有写文章的自由；这些人同样不愿承认，他们喝的咖啡、抽的香烟、刮的火柴、穿的西装，全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鞭策着劳工不分日夜生产出来的，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，也就没有廉价海量的商品。反正，我觉得左派不是忘恩负义，就是太过理想天真。哪里有左派哪里就衰退，这几乎成为定例，海军是不喜欢左派的。”
李孔荣觉得自己说的太多匆匆结束，陈嘉庚却听得兴趣昂扬，他虽然自认是左派，可身为企业家当然知道资本家的作用。“那是不是说国苠党是右派，共产党是左派？”他饶有兴趣的继续问。此前说的都是理论，现在才开始联系实际。
“都是左派，不过共产党比国苠党更左一些。国苠党认为应该抑制资本家，把财富留给小资本主，共产党主张必须消灭资本家，把财富集中起来分配。”李孔荣继续阐述，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陈嘉庚的支持。
“可现在看来国苠党没有抑制住资本家啊，倒是弄出一些贪官污吏。”陈嘉庚不太相信国苠党也是左派，多次回国的他只觉得那些人个个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
“这是吏治国家的通病。”李孔荣道，“中国从秦开始就是典型的吏治国家，一千多年下来，做官不但有讲究还有专门的文化。国苠党遏制民间大资本家的结果就是倚重各级官僚，官僚手上有权自然要贪，下午说的那个枪毙偷狗士兵的连长，他就是个典型的官僚。”
“那共产党呢？”陈嘉庚追问道，“共产党好像……”
“共产党一样倚重各级官僚，甚至比国苠党更倚重。现在听不到贪污那是因为陕北很穷，以后进了北平就不一样了。再就是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比国苠党严的多，重庆可以出版新华日报，延安却出版不了中央日报，你去延安图书馆，很难找到国统区普通图书馆能看见的书。你也听不到民变事件，好像所有人全都拥护政府，有点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很假。
国统区常常因为征兵交税起民变，陕北为什么没有？难道陕北的老百姓更爱国？这当然不是。哪里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纳粮，这是华人的天性。像日本人那样，参军体检不合格就上吊自杀是几十年军国教育的结果，共产党在陕北时间很短，他们不可能改变这种秉性，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基层控制很严密，你家里有几个男丁、每年收多少粮食当地政府一清二楚，你不当兵不纳粮就要背井离乡。”
“真是这样？”陈嘉庚是相信李孔荣的，可他说的这些和他平常听到的完全不一样。
“陕北是很贫瘠的，敌后抗战之所以可行，是因为有些地方太贫瘠日本人不要，在贫瘠的地方你不这样根本没办法养兵。”李孔荣道，“一个政府再怎么得民心都会有反对者，坏政府就更不用说，比如重庆，但一个政府全是表扬没有一点点批评，原因只能是民众被控制了不敢说话，最少不敢在当地说话。重庆有这样的人，主要是流亡过来要告状的地主，可现在国共合作抗日，重庆法院不敢受他们的状子，报纸上也不登他们的消息。”
“真有这样的事情？”李孔荣所描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，陈嘉庚无法想象。
“嘉庚先生真要细究，到了重庆可以让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，不过要注意国苠党情报部门一定会在里面画蛇添足，抹黑共产党早就是他们的习惯。戕害民众的程度当然不可信，但共产党有控制社会的种种办法是可以相信的，不这样我们肯定会听到很多民变事件。”李孔荣笑了笑，他又出了一个主意：“嘉庚先生要是还有空，建议去赣南的瑞金看看，那里是前一个延安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共产党了，水落石出之后很多事情是很明了的。”
“瑞金？那里离长汀很近啊。”陈嘉庚道，他的思维从陕北一下子拉到了福建。
“是啊，长汀以前好像也曾是苏区的一部分。”李孔荣道，点上一支烟。“共产党离开赣南后在湘江大败，说是死了两三万人。怎么可能会死那么多人的，湘军有没有成排的机关枪，那是很多兵开小差，跑回赣南老家了。那里的人如果愿意开口，应该能听到一些实情。
其实就是那么回事。国苠党控制不了整个社会，也就吸取不了整个社会的力量，不但不能吸取，还会招来社会上各种人的谩骂和攻击。而它又是靠官僚来控制部分社会的，官僚的通病就是手上有权就会作威作福、中饱私囊，这又刚好印证它就是个坏政府。没有战争还好些，现在是战争时期，各种资源缺乏，官民矛盾尤显激烈，同时前线又打不过日本人，军队节节败退，所有矛盾夹杂在一起，一些事情真是不忍听，不忍看，这就是现在的重庆政府。
延安是敌后抗战，敌后本来是日军兵力所不及的地方，军事压力比重庆要轻；陕北虽然穷，可整个陕北的社会都被牢牢控制，资源也统筹安排，当然看不到混乱和民变。两个政府一对比，你就会觉得抗战的希望在延安。其实不是的，延安只有几十万军队，很多都是民兵，武器也很缺乏，数量上、质量上都不如重庆。重庆不可能反攻，延安更不可能，打败日本人只能靠我们海军。”
“呵呵……”陈嘉庚忍不住笑了。‘抗战希望在海军’已经成为一句口号，李孔荣也好，纽约也好，在南洋各地的航校，新加坡海校（商船学校）人员也好，逢人都这样说。南洋商报也常常鼓吹这种思想，尤其在汪精卫遇袭身亡之后。“汉盛啊，你又在鼓吹你的海军抗战论了，我的耳朵啊，都快听出茧子来了。”
“哈哈。”李孔荣也笑，他觉得自己确实说过太多这种话了。“可这是事实啊。纽约有记者引用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白建生将军的说法，指责我故意高估陆军反攻军费，认为反攻一千架飞机足够，炮弹也不要一万发，炮弹价钱更不合理，山炮炮弹不过十七美元六十美分一发，大规模订购还能更便宜……，但他们并不否认，没有足够的飞机、没有足够的炮弹，反攻就是纸上谈兵。而从海上反攻的成本小得多，虽然一艘航母加上飞机要两千万美元，但只要五至六艘航母就可以让日本海军全军覆没，接下来就是日本本岛被海军远距离封锁……”
“好了好了。”李孔荣自己都未察觉，每每谈起海军抗日他就没完没了。这些话和海军抗战论一样也说过无数遍，陈嘉庚耳朵照样起茧子。“还是说说国内，我下下个月就要去了。”
“那就说说国内。”李孔荣有些刹不住车。“嘉庚先生想知道什么，我肯定是知无不尽。”
“我想知道，常凯申常先生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陈嘉庚问道。
“常凯申？”李孔荣想了想，“他本来是一个坏人，最后痛改前非决心做一个好人。”
“哈哈。”没想到李孔荣对常凯申的描述是这样的，陈嘉庚笑声的有些干。“他怎么会想做好人，他可是让人暗杀过你的啊？”
“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之源、贫困之源是因为军阀混战，我是军阀又不听中央指挥，他自然要第一个除掉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他派人刺杀我无可厚非。”李孔荣道。
陈嘉庚相信李孔荣对国内两党的评价、特别对国苠党的评价，因为他本是国苠党的暗杀对象，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帮国苠党、帮常凯申说好话，可事实却非如此，现在他就在说常凯申好话。
“那他会这样做是做对的了？”陈嘉庚不知道怎么问下去了。
“当然不对。”李孔荣道，“消灭军阀就像马来亚华人要赶走大英帝国一样。赶走了英国人，没有大英帝国的武力保护，马来亚很快会被日本人、被苏联共产党征服，百姓的日子肯定过的更苦。国内有军阀的地方，比如河南，河南现在被日军、国.军、还有宛西别廷芳三者瓜分，哪里的民众生活最好？不是沦陷区、也不是国统区，是别廷芳控制的宛西山区。
那里的税赋比河南其他县市高一倍，别廷芳这个人脾气也不佳，动辄杀人，可百姓还是感激他。因为宛西的税赋是实打实的，其他县市明面上少交一半，可暗地里交的东西多十倍不止。再就是宛西的税赋实则是百姓交给别廷芳的保护费，有人欺负自己就报别大帅的名号，土匪和乱兵必须给别大帅面子，如果不给别大帅就会很生气，后果一定很严重。
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，百姓同样交税，可他们连县长姓什么都不知道。知道了也没用，土匪不怕县长，县长没兵不说，警察可能都指挥不动，再说他人家做两年县长就要调走，屁苠是死是活与他何干？升官发财才是大事。嘉庚先生回去如果有空，可以到皖西看看，要说中国哪里有希望，希望就在宛西。可惜国共都不容下这样的人，他们注定要被消灭。”
“宛西？别廷芳？我一定要去看看。”陈嘉庚记下这个地方和这个人。“汉盛的意思是常先生是想做好人，可他做的事情却是坏事？”
每次和李孔荣交谈都有所得，陈嘉庚这一回弄清了左派右派，但的疑问不仅没有减少还变得更多。汽笛长鸣，远处灯塔的灯光闪亮，他不再往前走了，就站在一棵棕榈树下再次说道：“汉盛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左派。到底是左派好还是右派好？左派的不好在哪里？”
陈嘉庚赈济事业办的不少，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是左派，可听李孔荣的意思，左派并不好，他就想知道是哪里不好。李孔荣还在想自己为什么不得不是右派，闻言便道：“各有好坏吧。右派太多，社会就会冷血绝情，唯利是图；左派太多，看上去温情满满，可大家都在等救济，又有谁去劳作呢？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是右派当道，战争之后是左派当道，战争太残酷了，大家还是觉得没有战争的世界更美好。”
“是啊，打仗是不好啊。”陈嘉庚深深点头，他完全赞同这一点。
“打仗便如打架，一个男人不敢、不擅长打架是保护不了老婆孩子的。”李孔荣表示反对。“男人什么都可以丢，可绝不能丢枪。因为他的一切都需要枪来保卫，但左派觉得枪是暴力工具，应该丢掉，并深信假如所有人都丢掉枪，世界就实现了和平。巴黎非战公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，一个稍具些正常常识的人都不会干这种事情的，但法国人就干了，还不亦乐乎，他们会在今年之内将被德国纳粹征服，就是因为太左了，不亡国没有天理。
虽然大家不愿意听、更不愿意承认，但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事实上全来源于武力。都是华人，为何南洋华人和国内华人会一富一贫？除了海峡殖民地是东亚要冲、除了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英帝国的武力保护着这里。更明显的例子是上海华界和上海租界，仅仅一路之隔，两边的房子就造的很不一样，地价更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租界有洋人保护，华界只有国苠党保护，一打仗大家全躲租界而不是华界，游资也跟过去。上海租界马上就要一百年了，这一百年来都是这样，每一次战乱大家都躲进租界，因为洋人的武力东亚任何势力都不敢轻易冒犯，在那里财产和性命能得到保护。
左派仇视武力，认为这是暴力之源；他们也见不得竞争，特别不喜欢资本家，认为资本家赚取的全是劳工的血泪。这些人不清楚或者不愿清楚，他能在租界里写文章唾骂帝国主义、贬伐杀人如麻的战争，正是因为他受到帝国主义的武力保护，没有这种武力他不会有写文章的自由；这些人同样不愿承认，他们喝的咖啡、抽的香烟、刮的火柴、穿的西装，全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鞭策着劳工不分日夜生产出来的，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，也就没有廉价海量的商品。反正，我觉得左派不是忘恩负义，就是太过理想天真。哪里有左派哪里就衰退，这几乎成为定例，海军是不喜欢左派的。”
李孔荣觉得自己说的太多匆匆结束，陈嘉庚却听得兴趣昂扬，他虽然自认是左派，可身为企业家当然知道资本家的作用。“那是不是说国苠党是右派，共产党是左派？”他饶有兴趣的继续问。此前说的都是理论，现在才开始联系实际。
“都是左派，不过共产党比国苠党更左一些。国苠党认为应该抑制资本家，把财富留给小资本主，共产党主张必须消灭资本家，把财富集中起来分配。”李孔荣继续阐述，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陈嘉庚的支持。
“可现在看来国苠党没有抑制住资本家啊，倒是弄出一些贪官污吏。”陈嘉庚不太相信国苠党也是左派，多次回国的他只觉得那些人个个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
“这是吏治国家的通病。”李孔荣道，“中国从秦开始就是典型的吏治国家，一千多年下来，做官不但有讲究还有专门的文化。国苠党遏制民间大资本家的结果就是倚重各级官僚，官僚手上有权自然要贪，下午说的那个枪毙偷狗士兵的连长，他就是个典型的官僚。”
“那共产党呢？”陈嘉庚追问道，“共产党好像……”
“共产党一样倚重各级官僚，甚至比国苠党更倚重。现在听不到贪污那是因为陕北很穷，以后进了北平就不一样了。再就是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比国苠党严的多，重庆可以出版新华日报，延安却出版不了中央日报，你去延安图书馆，很难找到国统区普通图书馆能看见的书。你也听不到民变事件，好像所有人全都拥护政府，有点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很假。
国统区常常因为征兵交税起民变，陕北为什么没有？难道陕北的老百姓更爱国？这当然不是。哪里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纳粮，这是华人的天性。像日本人那样，参军体检不合格就上吊自杀是几十年军国教育的结果，共产党在陕北时间很短，他们不可能改变这种秉性，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基层控制很严密，你家里有几个男丁、每年收多少粮食当地政府一清二楚，你不当兵不纳粮就要背井离乡。”
“真是这样？”陈嘉庚是相信李孔荣的，可他说的这些和他平常听到的完全不一样。
“陕北是很贫瘠的，敌后抗战之所以可行，是因为有些地方太贫瘠日本人不要，在贫瘠的地方你不这样根本没办法养兵。”李孔荣道，“一个政府再怎么得民心都会有反对者，坏政府就更不用说，比如重庆，但一个政府全是表扬没有一点点批评，原因只能是民众被控制了不敢说话，最少不敢在当地说话。重庆有这样的人，主要是流亡过来要告状的地主，可现在国共合作抗日，重庆法院不敢受他们的状子，报纸上也不登他们的消息。”
“真有这样的事情？”李孔荣所描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，陈嘉庚无法想象。
“嘉庚先生真要细究，到了重庆可以让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，不过要注意国苠党情报部门一定会在里面画蛇添足，抹黑共产党早就是他们的习惯。戕害民众的程度当然不可信，但共产党有控制社会的种种办法是可以相信的，不这样我们肯定会听到很多民变事件。”李孔荣笑了笑，他又出了一个主意：“嘉庚先生要是还有空，建议去赣南的瑞金看看，那里是前一个延安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共产党了，水落石出之后很多事情是很明了的。”
“瑞金？那里离长汀很近啊。”陈嘉庚道，他的思维从陕北一下子拉到了福建。
“是啊，长汀以前好像也曾是苏区的一部分。”李孔荣道，点上一支烟。“共产党离开赣南后在湘江大败，说是死了两三万人。怎么可能会死那么多人的，湘军有没有成排的机关枪，那是很多兵开小差，跑回赣南老家了。那里的人如果愿意开口，应该能听到一些实情。
其实就是那么回事。国苠党控制不了整个社会，也就吸取不了整个社会的力量，不但不能吸取，还会招来社会上各种人的谩骂和攻击。而它又是靠官僚来控制部分社会的，官僚的通病就是手上有权就会作威作福、中饱私囊，这又刚好印证它就是个坏政府。没有战争还好些，现在是战争时期，各种资源缺乏，官民矛盾尤显激烈，同时前线又打不过日本人，军队节节败退，所有矛盾夹杂在一起，一些事情真是不忍听，不忍看，这就是现在的重庆政府。
延安是敌后抗战，敌后本来是日军兵力所不及的地方，军事压力比重庆要轻；陕北虽然穷，可整个陕北的社会都被牢牢控制，资源也统筹安排，当然看不到混乱和民变。两个政府一对比，你就会觉得抗战的希望在延安。其实不是的，延安只有几十万军队，很多都是民兵，武器也很缺乏，数量上、质量上都不如重庆。重庆不可能反攻，延安更不可能，打败日本人只能靠我们海军。”
“呵呵……”陈嘉庚忍不住笑了。‘抗战希望在海军’已经成为一句口号，李孔荣也好，纽约也好，在南洋各地的航校，新加坡海校（商船学校）人员也好，逢人都这样说。南洋商报也常常鼓吹这种思想，尤其在汪精卫遇袭身亡之后。“汉盛啊，你又在鼓吹你的海军抗战论了，我的耳朵啊，都快听出茧子来了。”
“哈哈。”李孔荣也笑，他觉得自己确实说过太多这种话了。“可这是事实啊。纽约有记者引用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白建生将军的说法，指责我故意高估陆军反攻军费，认为反攻一千架飞机足够，炮弹也不要一万发，炮弹价钱更不合理，山炮炮弹不过十七美元六十美分一发，大规模订购还能更便宜……，但他们并不否认，没有足够的飞机、没有足够的炮弹，反攻就是纸上谈兵。而从海上反攻的成本小得多，虽然一艘航母加上飞机要两千万美元，但只要五至六艘航母就可以让日本海军全军覆没，接下来就是日本本岛被海军远距离封锁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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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就说说国内。”李孔荣有些刹不住车。“嘉庚先生想知道什么，我肯定是知无不尽。”
“我想知道，常凯申常先生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陈嘉庚问道。
“常凯申？”李孔荣想了想，“他本来是一个坏人，最后痛改前非决心做一个好人。”
“哈哈。”没想到李孔荣对常凯申的描述是这样的，陈嘉庚笑声的有些干。“他怎么会想做好人，他可是让人暗杀过你的啊？”
“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之源、贫困之源是因为军阀混战，我是军阀又不听中央指挥，他自然要第一个除掉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他派人刺杀我无可厚非。”李孔荣道。
陈嘉庚相信李孔荣对国内两党的评价、特别对国苠党的评价，因为他本是国苠党的暗杀对象，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帮国苠党、帮常凯申说好话，可事实却非如此，现在他就在说常凯申好话。
“那他会这样做是做对的了？”陈嘉庚不知道怎么问下去了。
“当然不对。”李孔荣道，“消灭军阀就像马来亚华人要赶走大英帝国一样。赶走了英国人，没有大英帝国的武力保护，马来亚很快会被日本人、被苏联共产党征服，百姓的日子肯定过的更苦。国内有军阀的地方，比如河南，河南现在被日军、国.军、还有宛西别廷芳三者瓜分，哪里的民众生活最好？不是沦陷区、也不是国统区，是别廷芳控制的宛西山区。
那里的税赋比河南其他县市高一倍，别廷芳这个人脾气也不佳，动辄杀人，可百姓还是感激他。因为宛西的税赋是实打实的，其他县市明面上少交一半，可暗地里交的东西多十倍不止。再就是宛西的税赋实则是百姓交给别廷芳的保护费，有人欺负自己就报别大帅的名号，土匪和乱兵必须给别大帅面子，如果不给别大帅就会很生气，后果一定很严重。
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，百姓同样交税，可他们连县长姓什么都不知道。知道了也没用，土匪不怕县长，县长没兵不说，警察可能都指挥不动，再说他人家做两年县长就要调走，屁苠是死是活与他何干？升官发财才是大事。嘉庚先生回去如果有空，可以到皖西看看，要说中国哪里有希望，希望就在宛西。可惜国共都不容下这样的人，他们注定要被消灭。”
“宛西？别廷芳？我一定要去看看。”陈嘉庚记下这个地方和这个人。“汉盛的意思是常先生是想做好人，可他做的事情却是坏事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