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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之一分区纪实—奔赴前线

作者:寒潭水一色 返回目录 章节错误?点此举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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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改编后的115师一万五千多人(包括独立团1700人)在云阳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之后,于8月22日出发(如果说誓师大会的第二天出发,按照这个推算,115师云阳镇誓师大会应该是8月21日召开的)。独立团因为是第一梯队打前站,在早上七点就从云阳镇出发,途经蒲城县、澄城县、合阳县,到达韩城县,路上走了七天。8月30日进抵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,准备由禹门口东渡黄河。

    今天,从陕西省的三原到韩城,有火车可坐。直线距离210千米,行车5个多小时,硬座票价14.5元,卧铺票价51.5元。当年,杨成武的独立团走这段道路,用了七天。

    但独立团这个编制是黑编制,不在115师的序列之内,国民党口岸检察官不承认独立团。为了尽快渡河,独立团和115师陈正湘(当时任685团副团长,团长杨得志。这说明,当时陈正湘仅比杨成武的职务差一点点。但曾经任杨得志师政委的邓华却在115师里没有职务,被陈正湘取代。因为当时副职的含义就是政委)的685团临时混合编队乘船,渡河进至晋南万荣城(此是历史文献记载。但独立团过黄河有不同记载;在杨成武回忆录中,是686团团长李天佑,不是685团陈正湘帮助过的黄河)。

    在以后韩城当地的文献记载中,中共韩城县委配合国民党县政府按期筹集了100多只大、小木船,并派共产党员、水手徐岱云负责调动船工工作。部队到来前,船只已集结完毕,随时准备出发。现在,为纪念当年八路军东渡,在八路军东渡遗址旁建有“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”一座。全碑由三片高大、雄浑的竖向碑体和八个船型基座组成,碑体寓意当年东渡黄河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(115师、120师和129师),碑体下为曲面党徽。将三个主碑紧密联系在一起,寓意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由党统一领导是取得胜利的保证,基座寓意扬帆东渡的八路军和艰辛的八年抗战。

    (注:此时间顺序表均按照马辉的回忆录为准。因为据史载:8月下旬,115师从三原县出发。30日进入韩城宿营一晚,31日从芝川镇东渡抗日。到达韩城的日期,与马辉的回忆相符。但从三原县云阳镇出发的时间,是不是真的是8月22日?因为据不少书记载:8月25日,中*央军*委发布改编命令后,数万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,换上了带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革命军军服。《聂荣臻回忆录》也是如此。8月22日,毛泽东召集党政军首脑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,25日会议结束。开会期间,八路军诸多首脑不会有太大的举动或部队调动。这与马辉回忆的8月6日召开誓师大会有所出入。在韩城县芝川镇渡河的时间没有异议。独立团和115师的徐海东344旅是115师奔赴前线的先头部队。8月31日渡过黄河。9月初,115师余部在誓师会后第二天告别云阳,沿着第344旅的行军路线,经富平、澄城、合阳,前往韩城渡河东征。)

    (这里还涉及到一段。就是《杨得志回忆录》中所提到的独立团。115师第一梯队的部队走到韩城县芝川镇,等待东渡黄河的时候,被任命为115师685团团长的原红二师师长杨得志,刚刚从红军大学毕业赶上了部队。685团就是由原红二师改编过来的,此时这个团由副团长陈正湘带领。杨得志一直到了山西侯马,才赶上这个团,与陈正湘和邓华见了面。有意思的是。以后,这个团的邓华和陈正湘都到了一分区。

    当时,同聂老总谈过话,杨得志出115师的师部大门,遇见了独立团的几位老战友,纷纷要他到独立团。给杨成武当副团长,不要到685团去。当然调动未成,杨得志被聂老总训了一通。否则,独立团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。)

    黄河西岸是陕西省的韩城县,东岸就是山西省的万荣县。独立团从上船渡河。天就在下雨。从万荣县上岸,到侯马,雨时大时小,一直未停。部队冒着秋风冷雨踏着泥泞山路,向同蒲路急进。到曲沃县侯马车站了,开始有阎锡山修建的窄轨铁路。在侯马车站经与国民党驻站办事处反复交涉,等了两三天时间,才得以乘火车北上。

    林彪、聂荣臻,洛川会议后,经西安、风陵渡进入山西,乘小火车到达侯马,恰好与115师第二梯队的徐海东344旅会合。杨成武独立团作为第一梯队,已先行出发前往原平。

    (注:写这一段,我着实为难了一阵,因为史料的记载各相矛盾。我最初沿用马辉的回忆,独立团从侯马出发乘坐的是运煤车。“车厢都是刚装过煤的,里面黑乎乎的,满是煤灰。我们坐在上面,弄得满脸、满身黑。就这还挤得要命,每一节车厢挤着六、七十个人。我们的杨团长也只是坐在后面的守车里。”)

    按照杨成武的回忆,独立团乘坐的是运牲口的敞车,满车厢的牛羊粪便和杂毛,一股刺鼻的臊臭味。自己冲刷一下就上人了。车开不久,就赶上瓢泼大雨,但战士们头一次乘坐火车,还非常兴奋(在这一点上,车开后不久下雨,战士们满身湿透,但热情很高。杨成武与马辉的回忆是一致的。我个人的认为:也许,既有运牲口的车厢,也有运煤的车厢,马辉所在的特务连,恰好乘坐的是运煤的车厢)。

    八路军是第一批开往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,所幸途经各车站,霍州、介休、忻州,尤其是太原,爱国群众夹道欢迎。八路军乘坐的火车路过太原时,已是午夜,但大灯将车站照得通亮。如同白昼。车未停,欢呼声已响彻耳边。车一停,太原市的工人、学生、市民、小贩已涌进车站,里三层外三层将车厢围住欢迎。争先恐后地将各种慰问品向车内抛送。争先恐后地将各种慰问品向车内抛送。

    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这么热烈的场面,这些前红军战士们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也许是不大习惯这样的欢迎场面,八路军的干部战士都端坐在车厢里,没有下火车的,也没有伸出头到窗外看热闹,只有领导人下车向欢迎群众致谢。人民的信赖和支持,极大地鼓舞了独立团和685团官兵们的抗日士气,更加坚定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必胜信心。

    火车过太原,接近前线,遇上日寇敌机的轰炸扫射。数十人负伤。杨成武、杨得志回忆录中均写了,马辉马虎了,此段被炸的经历没有写。

    在晋北原平车站下车,此处已接近抗日前线,原平到处可见国民党溃兵败退下来。对八路军说风凉话。休息了两天,第三天上午,独立团团部开连以上干部会议,奉命向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前进。这时,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,在占领张家口、大同后,企图夺取平型关、雁门关。进而南下侵占太原;沿平汉线南犯之敌,以一路兵力,占我保定、石家庄;另一路兵力,从高碑店经易县西进,妄图侵占涞源城,以配合张家口、大同南下日军的行动。形成一个包围之势。

    1937年9月中旬,在日军的进攻下,山西东北门户天镇、大同失守。时逢中秋节(9月19日),山西普降大雪。群众普遍相传:“三关(雁门关、宁武关、平型关)戴孝,是不祥之兆!”晋绥军在日军进攻前的全线失利。让阎锡山把保卫太原的希望,放在八路军的身上。所以派出一个汽车团(48年在华北步兵学校,李青川说过,阎锡山的汽车团是由宪兵控制和调动的),从原平火车站接115师的部队紧急奔赴平型关方向(115师有的部队,是火车到了忻口,部队改乘汽车前往灵丘)。

    乘坐阎锡山拨来的卡车,途经代县、繁峙,紧急赶到大营镇。刚下汽车,杨成武听说了115师决定利用平型关一带的有利地形打一仗。独立团奉命单独行动,迅速向平型关以东的上寨(115师师部的驻扎地,是灵丘县的上寨)、下关一带集结,待机歼敌。

    在灵丘县抗战大事记里,记载着:

    “1937年9月16日 东渡黄河挺进晋东北内长城抗日前线的八路军115师343旅及独立团,在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、343旅旅长陈光率领下,凌晨3时从繁峙大营镇出发,经横涧、桥儿沟跨过内长城进入灵丘冉庄地区。同日,浑源县城失守。

    19日 八路军115师343旅及独立团从冉庄经独峪进抵灵丘上寨地区,隐蔽待命。”

    23日,

    上午 聂荣臻率115师344旅团以上干部到达上寨。林彪在上寨小学校召开师、旅、团级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,决定利用平型关东侧乔沟一线有利地形,伏击增援平型关前线的日军,并确定了各团的作战任务。

    中午 115师在上寨小学校东侧土坪上,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平型关战斗动员会。罗荣桓主持会议,林彪布置作战任务,聂荣臻作了政治动员。

    下午 115师各旅、团分别从驻地向指定地点开进。

    这一天天降大雨,天色如黑,独立团冒雨前进,赶到上、下北泉村。第二天一早,部队赶往涞源通向灵邱的必经之路——腰站。(这是马辉回忆录中的记载。文献中记载;独立团当日下午到达灵丘以东45公里的腰站,天黑前进入驿马岭下阻击阵地。该团先头部队途经白洋铺时与日军侦察小队接触,将敌军击溃。)

    此时的时间是1937年的9月23日,距9月25日打响的平型关战斗,只有两天。这也是独立团脱离115师大部队单独作战的开始。以后的抗战八年,独立团始终孤军作战,再没有同原归属的115师大集体战斗在一起。

    回顾一下,沿途的行进情况。从三原县到韩城县,途经富平、蒲城、澄城、到达韩城。这一路都是步行。但已经没有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。以后原独立团的红军老兵们谈起往事,说起从陕西到河北的这一路上,最大的感受是每天能吃饱饭,还不打仗,晚上能放心的睡大觉。所以这一路走得很顺利。韩城县紧靠黄河,是八路军115师、120师、129师三个师的渡河地点。115师是第一个渡河的。渡河地芝川镇,在韩城县城偏南,黄河最狭窄的一处地点。独立团在芝川镇仅停留了半天,就在陈正湘团的帮助下(杨成武回忆是李天佑团帮助的。杨成武的回忆更准确一些)渡过了黄河。

    在山西省境内,到达侯马以后、原平以前,一路上都是乘坐火车。而且在侯马、原平,上火车之前、下火车之后,都是各休息两天。从原平到大营镇是乘坐汽车。这在红军时期每天都要靠两条腿行军是不可想象的。

    48年在华北步兵学校,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有几个,比如郑旭煜、王志廉、乔新松等等。但在校一级领导中有职务,有资格做长征报告的,只有郑旭煜一个人。48年、49年,各有一段时间,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讲长征,郑旭煜几乎成了专业报告人,给学员们,也给新入伍的大中学生讲长征。这种的报告会一般都是政委张明河亲自主持。有时,好讲怪话的张明河也会犯自由主义,他是豫南打游击出身的红军干部,紧挨着大别山地区。他对身边的参谋干事们说:别以为只有长征才是干革命,打游击就不是干革命。在敌后打游击同样光荣,都是干革命。

    郑旭煜作报告,有时会有点口头语什么的。比如“要死”,“冷得要死”、“冻得要死”、“饿得要死”、“累得要死”,张明河讥讽说:什么“要死”,这不是活过来了吗?

    有关李青川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,即八路军在阎锡山帮助下乘坐火车、卡车奔赴前线,前后参加两个会战——平型关会战和忻口会战,都是李青川所在的晋军宪兵部队出面调集的车辆并维持纪律。阎锡山为八路军提供给养、军装,还有大米这一段回忆,就是在李青川的“启发”下郑旭煜才回忆出来的。当然,运煤的车厢或是运牲口的车厢这段不愉快的话题就免去不提了。

    赵再生、张明河、张迺更、翟家骏、李青川等一帮领导人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,看见唯一的南方人郑旭煜一天到晚跟着大家吃小米饭、小米面馍,吃得很香,当时曾笑话说:“你这个吃大米的南方人,现在吃北方的面食都习惯了?”

    郑旭煜当时回答说:“人的肚子饿极了,什么都能吃。在狼牙山八年,早改过来了。最初也不容易,35年底在甘肃,成天吃馍,吃面,哪里见得着大米?白面、莜面、玉米面,小米面,你不吃吃什么?37年乘火车上抗日前线,那时候跟阎锡山的关系很好,他还希望咱们八路军到河北去,给他的山西把大门呢。那时的粮食由阎锡山供应,在一大堆白面当中,还给了几袋子大米,山西晋南水田产的大米。115师吃了顿大米饭。只见满火车的江西人、湖南人、福建人,见着大米饭不要命了,连菜都不吃,那叫一个香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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